2020年09月07日 | 作者:馮永剛 張茂聰 |  點擊數: |

 

傅統先(1910-1985),回族,博士,教授,主要從事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邏輯學等教學及研究,並致力於哲學、心理學的翻譯介紹工作。中國現代哲學家、教育學家、心理學家、翻譯家,教育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著名的穆斯林學者。解放前,曾在暨南大學、正風文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聖約翰大學等校教書;解放後,任山東師範學院(山東師範大學前身)教育系主任。傅統先畢生以振興祖國、教育青年為己任,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一生筆耕不輟,專著譯著達數十種,發表論文200餘篇,近600萬字。曾兼任中國教育學會第一屆常務理事、山東省教育學會名譽會長、民革山東省委常委、政協山東省第四、五屆常委等職。

出身寒門  情繫教育 

傅統先祖籍雲南澄江,1910年農曆正月初三生於湖南常德一個小商人家庭。母親黃氏把全部希望都寄託在兒子身上,省吃儉用,又向女婿借了50元錢,於1925年,將初中畢業的傅統先送往上海市民立中學讀書。1926年秋,轉入聖約翰大學附屬高中二年級。由於生活所迫,1927年秋入上海美孚洋行做練習生。

1928年春,與南京大富商蔣森書的女兒蔣尚莊訂婚。1928年秋,在其岳母資助下,傅統先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哲學系(今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讀書,主修哲學,輔修教育學,並選修宗教學,並於大學期間完成了長達20餘萬字的哲學著作《認識論》一書。1932年畢業獲文學學士學位。之後,傅統先曾在暨南大學、正風文學院、東吳大學法學院、聖約翰大學等學校教書,主要教授英文、邏輯學、哲學、教育哲學等理論課。1942年秋,傅統先取得文學碩士學位,後被聘為聖約翰大學教育系主任兼哲學教授。

1946年秋至1948年8月,傅統先曾任國民黨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但傅統先不是國民黨員,不參與政治,只關心教育。他曾多次在立法院大聲呼籲的,都是中小學教育問題,發表的都是教育方面的見解。他認為要改變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人心問題是根本的問題,並提出“唯有教育才能改造人心,改造人心才能改變社會”的教育與改造社會相結合的救國之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傅統先親自帶領上海聖約翰大學教育系學生創辦康樂民眾補習學校、中南中學、愛羣小學、聖約翰大學附屬中學等,為推行“新教育”、掃除文盲、解決平民子弟上學問題起到了關鍵作用。

1948年9月至1950年6月,傅統先自費到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於1949年夏再次取得文學碩士學位,隨後師從蘭德爾、艾德曼、內格爾等著名哲學家學習思辨哲學、美學、邏輯學等,並於1950年6月獲哲學博士學位後回國。

1951年秋,傅統先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1952年結業後,經組織分配到任山東師範學院(山東師範大學前身)教授,翌年出任教育系主任。

自1954年起,傅統先先後擔任山東省政協第一屆、第二屆委員,第三屆常委。1979年春,當選為中國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兼《教育研究》編委,是山東省教育學會名譽主席。同年12月,再次當選為山東省政協常委。

1980年11月,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邀請出席了巴黎舉行的教育專家會議。晚年着重《教育哲學》教材的編選,即將付梓時,於1985年3月2日在上海逝世,終年75歲。

胼胝手足  拓荒耕耘 

1952年,傅統先以支援山東教育為名,被分配到山東師範學院教育系任教,任教育系主任、教育學教研組主任,時間長達20餘年。在此期間,傅統先胼胝手足,拓荒耕耘,積極推動教學改革,為學校教育學科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其主要做法有四點:一是積極推動教學改革。1952年12月,時任山東師範學院教務長的王大彤傳達了華東高等師範教育座談會的會議精神,並在院務會議上作“關於開展教學改革的學習計劃”的報告。傅統先積極響應學校號召,以身作則,投身於學習蘇聯教育經驗的教學改革中。傅統先率先在《山東師範學院學報》發表《熱烈投入教學改革,積極為教學改革準備條件》等文章,表明其投身於教學改革事業的決心。為制訂《教育學》教學大綱,他夜以繼日地刻苦學習俄文,廣泛蒐集蘇聯最前沿的資料,大量閲讀相關參考書。教學大綱初稿完成後,召集教育學教研組教師集中討論,在會上虛心徵求所有教師的意見,會後一遍又一遍地反覆修改。有時為了考慮一個極小的問題,輾轉反側至深夜。憑藉較強的業務能力、學習能力、紮實的學術功底,傅統先帶領教研組教師們圓滿完成了教學大綱的制定任務。之後,傅統先繼續帶領教研組教師們編寫《教育學》講義。《教育學》講義的編寫完成,標誌着山東師範學院教育學科建設邁出了第一步,構建了山東師範學院教育系教育學科的雛形。

二是深化科學研究。為祖國培養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的新人,“依靠於教學質量的提高,而提高教學質量,除貫徹教學改革外,開展科學研究工作,有其決定的意義”。因此,傅統先對教師們提出如下科研要求:第一,研究蘇聯教育科學理論方面的新發展;第二,學習中學各科教學法,如選修中學語文教學法等;第三,暫未開課的教師,應明確將來擔任教學的科目,進行備課,並有計劃地進修其他有關教育科學。除激勵扶持教師們從事科學研究外,傅統先同樣以其極大的熱情投入學術研究。在這一時期,他密切關注我國基礎教育現實需求,在中小學品德教育、教學方法改革等領域進行積極探索。1954年,傅統先根據蘇聯教育經驗和自身教育理論撰寫出版了《兒童品德教育講話》一書。其在1956年出版的《談談怎樣教育子女》一書中指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不僅是學校的責任,也是“父母的社會責任”。他直面實際問題,深刻剖析20世紀50年代我國家庭教育存在的種種弊端,對家庭教育的現實性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探討和解答。

三是助推青年教師專業成長。為了提高青年教師的教學能力,傅統先要求青年教師必須根據自己的教學任務及其性質與目的、學科的性質、學生的年齡特徵、學校的環境和設備條件選擇合適的教學方法。他指出,“能使學生很容易地接受知識、學會本領”,“能喚起學生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不僅要能保證學生掌握系統的知識、技能和熟練技巧,而且還要能夠培養學生優秀的道德品質”。這些主張,對於克服盲目學習蘇聯教學經驗的教條主義發揮了積極作用。在此過程中,傅統先積極探索“以老帶新”,推行試講、試教、定期研討、彙報學習經驗的助教培養制度。在助教培養的過程中,傅統先親自到課堂聽課,對助教的優缺點進行耐心點評,在瞭解助教教學能力的基礎上,指導助教制定符合個人發展需求的工作計劃。為了使助教在短期內儘快成長,傅統先要求他們應專注於教育學學習,加強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學習,並以此為指導學習心理學和巴普洛夫高級神經活動學説。此外,他還選派青年教師到東北師範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教育系進修,這對後期教育學科建設發展有着重要影響。

四是精心培育新一代學科領軍人才。1956年,傅統先在工作計劃中提出,希望培養能夠勝任高等師範學院教育學教學工作的高層次教師。這些教師能夠掌握教育學全部教材知識、處理教材的方法、具備基本的教學經驗和多種教學方式方法,將來能夠獨立從事科學研究。但因為其後不久的“整風”運動和“反右”運動,這一為國家培養高層次研究人才的計劃擱淺。改革開放後,傅統先憑藉自己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致力於教育學高端人才的培養,為我國培養了一批如陸有銓、魏賢超、張曉鵬、戚萬學等優秀的教育學者。在碩士研究生培養過程中,傅統先一貫堅持嚴格要求與尊重信任學生的原則:第一,研讀馬列經典著作,奠定紮實的理論基礎,真正掌握教育研究的科學方法論;第二,廣博涉獵和專門研究相結合,既要使學生擁有淵博的知識,又能對教育某一領域有比較獨到、深入的研究;第三,導師要親自上課,凡列入培養計劃的專業和基礎理論課程均親自指導,凡中外文資料的講解、校對和審閲一絲不苟,務求準確。同時,傅統先愛生如子,待人謙和。陸有銓在追憶恩師時説:“他跟我談話,總帶有一種商量、討論的口吻,從不疾言厲色。”傅統先培養的弟子,謹遵其“效力祖國,造福人民”的囑託,躬耕於我國教育理論與實踐發展的領域。據其弟子陸有銓介紹,他有個特點,就是從來不讓別人替他寫稿子,更不用説在別人(學生)寫的文章上掛名了。他寫文章都事必躬親,從查資料到撰稿,像寫自傳一類的東西就更是如此。而且傅先生寫東西出手很快,往往是一氣呵成。傅先生晚年還有一個習慣,手稿都用圓珠筆外加兩頁複寫紙,一式三份,交到出版社後,自己還有備份。陸有銓教授説,跟隨傅先生在讀三年,他只給傅先生抄過一篇稿子。 

築基教育哲學  弘揚學術理想

傅統先是中國現代哲學家、教育學家,教育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是杜威教育哲學和皮亞傑研究的權威專家。

傅統先一生筆耕不輟,專著譯著達數十種。其中,哲學類有《知識論綱要》《邏輯的證實哲學》《現代哲學的科學基礎》《知識的組織》《享利唯心哲學》《哲學與人生》等;翻譯出版過懷特海的《生命與自然》、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學原理》、波林的《心理學》;教育學著作有《教育哲學講話》《美學綱要》等,在《申報》《教育研究》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報刊、雜誌發表論文200餘篇,近600萬字。

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奠基者。傅統先是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他從教育與哲學的關係、教育哲學與時代背景的關係、教育哲學的科學基礎以及教育哲學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對教育哲學學科進行了知識劃界;從教育的本質、教育的價值與目的、美育、教學論等多個維度在理論層面確立了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知識結構與研究領域;對西方教育哲學向中國的傳播與中國本土教育哲學學科的構建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傅統先始終以哲學為根基建構理想教育。傅統先對教育哲學的探索,先後經歷了宗教哲學、黑格爾客觀唯心主義、杜威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程。大學期間,由於布魯諾和斯賓諾莎的哲學與伊斯蘭教的泛神論神學基本一致,傅統先首先被它們所吸引。隨後,他又開始接觸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正因如此,1933年,傅統先根據黑格爾的觀點編寫了一本20多萬字的《知識論綱要》。此後,傅統先因重病在家休養3年,仍然堅持讀書,閲讀了大量新出版的自然科學著作,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原理》、羅素的《物質的分析》等。對科學著作的大量閲讀給予了他新的思考,傅統先利用當時科學最新成果論證了黑格爾的客觀唯心主義,並且於1936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現代哲學之科學基礎》一書,其翻譯的考夫卡的《格式塔心理學原理》與波林的《心理學——一本根據事實的課本》分別在商務印書館於1937年和1938年相繼出版。在此階段,還為中華書局寫了一本《美學綱要》,於1939年出版。

在教育哲學的初建期(1919-1949年),傅統先於1947年出版《教育哲學講話》一書。該書成書於傅統先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工作期間,着重論述了教育哲學與心理學、社會性、生物學之間的關係。在對教育中的哲學問題的論述方面,傅統先從五個關係進行引入——人類與自然、行為與思想、感覺與理性、個人與社會、人生與美感經驗,而其後對教育本質論、教育目的論、教育方法論以及教育價值論有了詳盡的論述。書中傅統先引入了大量杜威的觀點,對教育的資料進行了界定並且展開了進一步的探討。

在教育哲學的恢復重建期(1979-1999年),1979年教育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科學規劃會議,會上審議了高等師範院校教育系的教學計劃,決定在教育系教學計劃中恢復“教育哲學”,全國教育哲學學科恢復重建工作正式啓動。這使得學科的重建與教材編寫緊密結合在一起。傅統先受教育部委託撰寫《教育哲學》一書。該書與張文鬱合著,傅統先所撰寫的分論部分是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以哲學問題切入對西方哲學的不同流派進行批判。其中倫理學與德育探討部分,在對道德教育與倫理學的不同流派觀點梳理的基礎上突出了道德的繼承性問題,並且以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了辯證分析,成為中國道德教育理論上的一個突破。對認識論與教學方面的探討,以馬克思主義認識論作為理論支撐,既對教與學的辯證法進行了前提性問題的探討,又對教與學進行了應用性問題的論述,從課程計劃到課程材料編撰、從教師的教學方法到教育評價,多個維度地對教與學進行了詳盡的分析,這在當時具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美學與美育的部分是極具特色的,而傅統先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自身深厚的美學修養對美育進行了獨到的哲學層面論述,並且將美育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對美育的實踐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填補了建國後中國教育哲學理論中美育部分的空白,影響了後來很多的教育哲學類書籍的撰寫。《教育哲學》一書肩負着建國後重建教育哲學學科體系的重任,是新中國教育哲學學科的奠基性著作,不僅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還對杜威等西方主要思想流派觀點進行辯證吸收,對中國教育哲學的發展產生了不可磨滅的重要影響。

杜威學説中國化的傳播者。傅統先對杜威的仰慕是顯而易見的。他也毫不掩飾對杜威的崇敬,在《教育哲學講話》一書結尾處指出,中國教育哲學需要有杜威一樣的偉大哲學家或教育家的引領。

20世紀50年代起,中國學界掀起批判杜威思想運動,“反動”成為這一時期的關鍵詞,傅統先也難以倖免地捲入這一政治狂潮之中。但是,他依然堅守內心的信仰,專心致力於翻譯杜威著作,這其中主要有商務印書館在1960年出版的《經驗與自然》和1964年出版的《自由與文化》,196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確定性的尋求——關於知行關係的研究》,以及1965年同邱椿合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的問題》。許多學者對於這一時期傅統先之於杜威學術思想傳播所做出的貢獻給予高度評價,如其弟子陸有銓所説:“要翻譯杜威這樣的大哲學家的作品,光懂語言是不夠的,還要有西方哲學史的造詣,翻譯者本人最好就是一個哲學家、思想家。這些條件,傅統先先生都是具備的。”

傅統先根據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在批判我國形式教育、書本教育問題的基礎上,打破杜威實用主義教育思想的藩籬,繼承和發展杜威的教育思想。首先,對杜威“教育即生長”之教育本質觀的發展。傅統先認為,教育不僅是生長,而且是整個人格的生長。傅統先進一步指出,人格發展的最終目標是最真、最善、最美,是一種絕對的均衡協和狀態。其次,傅統先對杜威“學校即社會”的觀點進行了改造。杜威主張學校要成為一個雛形的社會。在傅統先看來,學校與社會的關係並非僅是將學校辦成雛形的社會,社會也是實施學校教育的延伸。學校應指導學生到鄉村辦合作社、農場、工廠等場所參加實際工作,在調查、觀摩、實習的過程中青年學生應向社會傳授知識,進而改善社會風氣。再次,傅統先豐富了杜威教育生活化的觀點。他認為,以兒童為中心,反對教師的主導作用,這是錯誤的。教師應遵循共產主義教育的目的和任務,落實黨和國家的文教政策,做國家所規定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的認真執行者,在教學過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基於此,他主張小學教育應符合兒童的家庭和學校生活,中學教育應該與鄰近的工廠、商店等發生聯繫,大學的教育應鼓勵青年運用自己的所學投身到民間,幫助他們改善生活。

傅統先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攻讀博士期間,完成其題為《形成道德判斷的方法論——基於國際比較的視角(Method In Moral Judgement——An Intercultural Analysis)》的博士論文。爾後,傅統先着重論述杜威道德判斷與“美國學派”道德判斷之間的異同之處。傅統先認為:“‘美國學派’的道德判斷的方法論,實質上是對杜威學説的批判性發展。但是仍存在自身的侷限性,該學派尚未充分闡述個體如何在更迫切的承諾和更直接的人際關係中,使自己更接近理想狀態下的民主而不強迫的社羣相關方面的方法論特徵。”傅統先論文寫作時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該論文雖然未對社會重建理論本身的缺點進行透徹性分析,但是能夠研究美國教育哲學,實乃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中國留學博士生的拓荒者。

皮亞傑學説的辯護者。20世紀80年代,傅統先致力於皮亞傑學説的傳播,針對學界中存在的誤解,為皮亞傑進行辯護,呼籲大家本着實事求是的態度進一步探討皮亞傑的理論,以便吸收其有益成分,為提高我國的學術水平、改進我國的教育質量服務。

為了進一步深化對道德判斷學説的研究,掌握最新的學術前沿知識,傅統先同陸有銓根據馬約麗·加伯因的英譯本翻譯了《兒童的道德判斷》,使其成為我國道德教育研究的重要參考書。該書對20世紀80年代皮亞傑學説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對推動中外學術交流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對我國心理學學説發展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傅統先還翻譯出版了皮亞傑的《兒童語言與思維》《教育科學與兒童心理學》。

晚年,傅統先為了進一步理解認識論與心理學之間的關係,讓學人準確瞭解皮亞傑學説,積極傳播皮亞傑學説。1979年,傅統先在《教育研究》翻譯發表了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很快在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鑑於當時人們在理解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方面存在的困難,傅統先又撰寫了《試論皮亞傑發生認識論》一文,針對研究者對皮亞傑的誤解,傅統先在舉例論證的基礎上為皮亞傑進行辯護,駁斥了西格爾教授和國內學者對皮亞傑的誤解。1982年,傅統先在《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試論皮亞傑的結構主義》一文。雖然當時我國學界對皮亞傑結構主義的看法不一,但傅統先認為,應實事求是地以馬克思主義學説為指導,客觀地評價皮亞傑結構主義。

伊斯蘭教文化的傳播者。傅統先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學家、教育哲學學科重要奠基人,但同時還是一位伊斯蘭教的著名學者。早年他閲讀學習了大量的伊斯蘭教經文、著作,參與創辦伊斯蘭教學術團體、回民學校和學術刊物,出版《中國回教史》,對宣傳伊斯蘭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書對民國時期的中國伊斯蘭教的組織、伊斯蘭教教育、《古蘭經》的翻譯、伊斯蘭刊物等作了較系統的闡述,對唐、宋、元、明、清及民國以來中國伊斯蘭教史上的重大活動和事件等進行了較系統的論述,還對回族伊斯蘭教人物、明清中央王朝對伊斯蘭教的政策以及清代各族穆斯林的反清自衞鬥爭進行了論述。《中國回教史》完全是以客觀之態度,根據正史及可靠的材料按代編制的,不失為一部學術價值較高的中國回族史、中國伊斯蘭教史。傅先生也因這本書而馳名伊斯蘭學界。 

薪火相傳  永鑄豐碑 

傅統先的一生,在生活上起伏坎坷,在學術上也是龐雜多元。他一生執着追求真理與科學,始終站在學術前沿,廣泛涉獵中西方哲學、教育學、心理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他始終以哲學為基,以自然科學尤其是心理學為翼,保持學術研究的敏感性。他始終從哲學的高度對教育問題進行反思與批判,從心理學、物理學、社會學等多科學的視域中尋找教育學的自然科學之基礎,從對教育根本問題的思考深入到對教育實踐問題的關懷和追問。這些都彰顯着他對教育的執着、服務社會的教育情懷以及教育家的責任與擔當,集畢生之力獻身於中國教育事業,在我國教育發展史上增添了厚重一筆。

傅統先先生是新中國教育學科的開創者,也是我國教育哲學學科建設的重要奠基者,是西方教育哲學中國化的重要貢獻者。回望我國教育哲學學科建設發展史,回望新中國教育學科建設,他對中國現實需求與國際學術前沿動態的把握,以及對理論研究的敏感性與對現實問題積極迴應、融貫中西的治學方略,是傅統先先生為我們留下的寶貴的教育智慧。他以哲學為根基、以心理學為支撐的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執着嚴謹的治學精神和温和謙遜、愛生如子的學術品格對當下的教育改革與實踐以及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理論研究體系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傅統先先生也是一位愛國愛教的穆斯林學者。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在上海積極宣傳抗日,激發學生的愛國思想,遭到日偽的脅迫。曾參加了上海穆斯林反對“北新書局”及《南華文藝》侮教案的鬥爭以及組織穆斯林社團、出版刊物等活動。他的長篇論文《追求中的真宰》是以黑格爾哲學探討伊斯蘭教蘇菲主義之作。其專著《中國回教史》系商務印書館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其體例以歷史時代為序,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及穆斯林對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貢獻均作了闡述。

編輯:向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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